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课堂风采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是我们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他也是杰出的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在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当中，周恩来同志的新闻活动开始的最早，创办的报刊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值得我们很仔细的研究。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革命中，他始终以报刊为武器，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周总理的新闻活动和革命活动，以及党务政务活动是不可分离的。他的革命活动和党务政务活动为他的新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他的新闻活动又为他的革命活动，党务和政务活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早期在战争年代对革命报刊有很多自己的见解，形成他那个时期的新闻思想。这一时期新闻思想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报纸的定义，报纸的品质和风格，报纸的性质与功能，报纸的伦理道德与社会责任，报纸工作的原则和要求，报纸宣传的艺术和策略。这些方面他都有很多很精彩的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的总理，并且兼任外交部长，公务非常繁忙，虽然他直接参与新闻工作少了，但是他对新闻宣传工作依然非常关注。特别是体现在他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工作的关心和指导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同志的新闻思想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包括党报的性质、职能、作用这样一些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也包括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原理问题，还有国际报道，对外报道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特别是对外宣传方针和原则，更是有很多的见解。这些就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条：

    1、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和刊物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这种说法在历史上不乏其人。讲得最早的是梁启超，后来党的领导人也多次使用这样的概念。周总理这方面的论述时，他强调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既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既是党的通讯社和机关报，也是人民的通讯社，人民的报纸。

    这是对党的新闻机构的准确的定位。大家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家国外也没有这么个说法，中国为什么就总是要用耳目喉舌这样一种提法？这可能有的属于对历史不太了解。其实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在这之前包括西方的国家党派也用过这样的说法。耳目也好，喉舌也好，它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媒介的功能。但是耳目喉舌是谁的非常重要，耳目喉舌本身没什么，关键是给谁当。这就是说它既是党的，也是人民的。

    周总理在一些讲话当中还强调媒体是实行专政的重要工具。而这一概念在文革前和文革当中也都使用过。为什么他用“专政的工具”？以前我们非常强调意识形态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作为媒体来说，它是要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服务的。从这点来说它作为专政工具的职能和作用是有的，即使是今天他依然有这种工具的职能和作用。我们批判的是文革前，包括文革当中，我们把专政工具，把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作为报纸的性质来谈，这就是错误的。报纸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只是有这种功能。它可以服务政治，也可以服务经济，也可以服务人民生活，而如果把它单独拿出来作为报纸的性质就错了。

    2、党的报刊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敢于和善于进行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前作为党报的工作者，政治立场都很坚定。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听从党的召唤。但是光有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也不够，更要实事求是。像1958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周总理对这样的观点是坚决反对的。周总理提出要敢于和善于说出真理，要干预和善于进行斗争，要讲究科学性，使报道能够和实际相符合。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用革命来冲击生产，总理就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再论抓革命生产》。他就强调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生产建设不能终端，不能停滞，只强调抓革命，不讲生产建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按照总理的意见发表了一篇社论。这就是设备要善于和敢于说出真理，这是不容易的。    

    3、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

    周总理非常强调新闻工作者要经过实际调查研究，运用辩证的观点解决问题。为了做到报道的准确真实，他提出了6点建议。

    一是不根据允诺而要看工作结果。
    当记者下去调查，不要听人家跟你说什么，关键是要看实际的效果。比如说人家给你介绍哪个典型，你不要轻信，要去实际的看结果怎么样。
    二是不根据纸上的计划，而要看实际情形是否做了，是否敷衍。
    三是不看形式，要看内容是否被正确的执行还是被曲解。
    四是不仅要由上而下，还要由下而上的审查。
    五是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
    六是记者要亲自参加调研，不要道听途说。

    这些对于我们怎样识别采访当中碰到的问题很有帮助。1950年他为《新闻日报》题词——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他非常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一些失实的情况，他对于这些也经常提出批评。比如说有一次欢迎刘少奇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回国，登的一些照片为了保证效果，就剪切把人头搬下来任意移动位置，他对此就提出了批评。

    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如实反映情况经常会碰到困难，有的报道当中就根据汇报或者是根据书面的一些材料来写，总理对这些现象也提出批评。

    通过上面的例子说明，他对于造假现象是深恶痛绝，发现了就严厉批评。新华社的一些记者，特别是一些外事记者，对于总理真实性的要求体会非常深刻。他们经常说我们脑子里有一条最基本的底线，任何情况下不能搞失实报道，特别是不能造假新闻。

    4、新闻媒体应该选择而不能塑造典型。

    典型报道是新闻工作的传统，大家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典型的报道很多，文革前很多，比如很多的劳动模范，包括雷锋，就是媒体把他们作为典型来报到的。

    典型报道有它很积极的功能，对于宣传典型人物的思想境界，模范事迹，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起了很好的效果。周恩来认为不能刻意塑造典型。典型只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有了以后再去报道。

    造典型文革当中出现过很多，北京小学生黄帅日记事件就是假的，其实日记里的很多内容都是大人给她写的。还有当时为了批旧教育制度又制造了一个白字先生，其实他真正考了16分，而不是报道中的0分，这是为了宣传需要塑造这个典型。周总理对这些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5、新闻媒体要注意刊登西方的消息和评论，使干部群众“有所比较”，“辨别是非”。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统一报道口径。我们的报纸上的新闻基本上采用的是新华社的稿件。国外通讯社基本上不登。即使登也挑一些说我们好话的，说坏话的一点不登。

    后来《参考消息》公开扩大发行，总理都非常支持。强调在参考消息上多登一些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要原汁原味，不做改动的。周总理觉得这样做有很多好处，能够使群众有所比较，且更易辨别是非。   

 6、新闻宣传要多用事实说话，把主观倾向融于具体的事实叙述之中。

    用事实说话是新闻界的行话。意思是你不要把你说的话直接在报道当中讲出来。通过报道事实让读者自己体会你要说的话是什么。周总理认为能激发人的并不是抽象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无论报道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尤其在于事实的描写。事实摆出来以后人家自然就会同事实当中感悟到，体会到你要说的是什么。周总理曾说，“说不能看见一个什么现象，听见一句什么话就照写，应该有所选择。”

7、新闻记者要对国内外的情况做好调查研究。

    周总理让新华社在各地建记者站，在国外设立驻外记者站，每个地方派一些记者长期驻扎，及时报道当地情况，这样便于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掌握。不能等出了事再派记者去采访。

    8、对外服务要服务外交大局，有的放矢，区别对待，既不丧失原则，又不强加于人。

    周恩来强调对外宣传不能把对国内的报道方式硬搬到国外上去。不管别人的需要，只管自己的需要。宣传工作要有针对性，不要乱宣传。

    1954年6月，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英国领袖来访的报道。这篇报道位置放得不太显著，报道的时间有一点拖拉，周总理就对他们提出批评，说这类新闻要配合外交斗争，英国是最早和我们进行合作的西方国家，我们要控制得更好一些。他还对外事记者说记者写的文章要符合逻辑，对看到的现象要有所选择，才能深刻、透彻的分析实际是否恰当，报道是否恰到好处。

    记者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该向有关单位请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产生。他特别反对“大国沙俄主义”。1970年5月，他对于人民日报在2版刊登的《周总统陪同西哈努克在观看红色娘子军》标题很不满意。在他的批示下，后来标题改为《西哈努克在周总理陪同下观看红色娘子军》。

     9、新闻报道要准确、鲜明、生动，要让人民群众看得懂得。

    周恩来非常注意文风问题。他反对一般化，公式化，被框框套住，缺乏创造的文章。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作“新华体”，一看文章不用看署名就知道谁是“新华体。周总理知道“新华体”的问题后强调，“新华体”不能一概否认，但确实有一些弊端，有些四平八稳，没有创新不行，这是需要改进的。   

    1971年他看了一篇关于罗尼亚共产党代表团访问我国受到热烈欢迎的稿件后，叮嘱记者：“要把孩子们的演出、长江大桥上的欢迎场面多写上几句，要生动些。”

    10、新闻记者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这一点周总理是特别对于外交记者建议的。要让他们有为外交工作服务的意识。1972年，他对采访尼克松和基辛格访问的记者说，你们要借这个机会向人家多学习外国消息。要“把握时机，争取把舵”。对于我们有利的新闻要及时发，要表明我们的立场态度。

    11、新闻宣传要把握好度。    

    周总理认为这里有两个度的问题，一个是处理正面和负面报道的比例时应该把握好度，一个是处理需求成绩的时候要把握度。

    从上面内容可以看，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在长期参与创办革命报刊和指导党的新闻工作的实践当中，通过谈话、指示、批文、著书等方式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新闻观点，形成了丰富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新闻思想。这不仅是。

    今天，作为大众新闻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周恩来的新闻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不仅是推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加快改革的需要，也是我们新闻人缅怀和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最好方式。（本文是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在“周恩来与新闻工作”大型图片展之“传媒大讲堂”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