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郑德金在传媒大讲堂上的演讲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11周年。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为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为新华社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留下了大量的指示、批示和谈话。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周恩来与新华社的历史渊源，而且，从大量感人事迹中，还可以体会到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极其重视党的新闻事业，始终关心党的新闻工作。他的精神、品德、人格、情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巨大精神财富。

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

    周恩来与新华社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在江西瑞金诞生。这年的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作为苏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红中社便经常得到他的关心和指导。

    1933年1月16日，周恩来在反“围剿”前线，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建议领导机关下达的各种文件，“不仅要严格批评与纠正各种错误与倾向（这是必要的），并也应将许多成绩表扬出来，鼓励一般下级干部前进”。还指出：“《红色中华》在这一点上太少注意了”，并建议今后应注意改进。周恩来电报中提到的《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它和红中社是一个组织机构，两块牌子。这是有据可查的周恩来关于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距今已有整整75年历史了。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于17日应邀飞抵西安，与张、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和处理西安事变事宜。19日，周恩来便从西安致电毛泽东、博古：“决定在西安设红中通讯社，请注意广播宣传，并将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及宣传品均用广播发出，布置发报散布时有补（充）者亦编入。”在西安设立红中社，它的性质实际上就是红中社的西安分社，主要任务是抄收陕北红中社播发的新闻和我党宣言、文告，印发给西安各报和社会团体，以及在西安的国内外记者，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西安分社成立后，周恩来就接见了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仔细审阅了西安分社的宣传纲要。西安红中社成立不久，就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改名为新华社西安分社。

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

    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疗臂伤返回延安，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在他的建议下，党中央发出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指示，设立广播委员会，负责领导筹集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延安广播电台于这年底建成并对外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开始，它是和周恩来这个伟大的名字分不开的。

    此后，周恩来不断指示，要求新华社做好广播工作。如1942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关于党务广播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最近周恩来同志要求建立对重庆及南方党的专门广播（要求每日专对重庆播送新闻及宣传材料），除公开材料由新华社负责（由博古同志负责）外，党内材料由办公厅负责。”接到这个通知后，新华社即每日按时对重庆直接播发新闻及宣传材料的任务，内容除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根据地建设外，还有党中央的整风文件，推动了南方局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5年7月28日，周恩来复函美国战时情报处(美国新闻处)重庆分处处长费思，答复所提要求。内容有：延安新华社愿代表边区新华书店及解放社与美国战时情报处实行出版品之交换；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出版物名称、地址及发行额，亦可由新华社按期通知美方，新华社更愿与你们实行无线电交通，并愿“保持有关是项工作之联系”；抗战期间同意你们在边区及华北、华中根据地设无线电收音机，并愿意收听你们的无线电广播，也请你们转告有关各方收听延安新华社英文广播。

一、带综合性报道各地战况，要具体生动，但重要捷报，又必须成为头条独立新闻。
二、带综合性报道各地动员参战实况，更要生动具体，但也不取消个别典型故事，毋宁说更重要。
三、报道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和建设情况，尤其在事实的描写。
四、后方不易得或不被注意的国际消息，但非每天都有，这与对解放区广播不同。
五、解放社论、评论乃至发言人谈话或记者评论，甚重要。
六、每周或半月军事、政治、国际述评甚为重要，须指人撰述。
七、军事上各种统计，每月须有几次，可与尚昆同志定货，要他指定童陆生局长编制。
八、解放区文艺动向或短作品，每周有一两次报道，也有必要。

    综合这些内容，其特点便为以解放区的情况，中共的意见，有系统的教育大后方人民。究竟如何编法为好，请你们约集俊瑞、长江、若木诸同志一道谈谈，以便十二月五号开始广播。广播时间是否定妥上海时间二十三时至次日一时？波长与何种广播相同？并望交地波长见告，以便通知各方，至要！！！”

    1947年初，国民党加紧了对延安的进攻，内战一触即发。2月，在延安王家坪召开会议，研究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周恩来指出：新华社的文字、口语广播不能中断，对外广播还要加强。指示军委三局为新华社配备一个200瓦的机器，供文字广播用。

建国后成为新华社的“总编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适应这个伟大时代的需要，新华社改变战争年代分散割据的状况，担负起代表党、政府和人民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新闻的职能。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所属机构设置。确定政务院设立新闻总署，新闻总署下辖一厅（办公厅）、一社（新华通讯社）、三局（广播事业管理局、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一校（北京新闻学校）。新华社作为政务院的下属机构，归新闻总署管辖。

    据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生前回忆，建国初期，当时中央做出规定：“新华社的领导关系，党的领导归中央宣传部，行政领导归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临时性的重要问题归总理办公室。”由于新华社工作的特殊性，许多重要稿件，经常需要到晚间甚至午夜以后才能定稿。这时，习惯于夜间工作的周恩来，新华社通常都找周恩来定稿，“所以，临时性就变成经常性了”。以致有几次周恩来对吴冷西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总编辑了。你们要学会自己走路，越少找我越好。我当助理总编辑就行了。”

    1950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院会议后，留下齐燕铭、徐冰、吴冷西谈话，嘱咐齐、徐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情况，并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指出：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的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　

　　　
    后来，新华社把这件事叫做“名单学”，十分重视，不容疏忽，因为，稍一马虎，就会犯错误。

    1949年新华社随党中央进入北京城后，首先碰到陌生而又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宣传问题。那时，新华社在报道第一届政治协商筹备会议期间和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出了这样的差错，就是发生那样的疏忽。1950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院会议后，留下吴冷西，并把齐燕铭（当时任政务院办公厅主任）、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找来，嘱咐他们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情况，并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周恩来指出：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的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　　

　　
    在政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帮助下，经过大约两年的功夫，新华社记者逐渐认识和熟悉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把宣传报道中名单排列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后来，新华社把这件事叫做“名单学”，十分重视，并一直坚持下来，因为，稍一马虎，就会犯错误。

    1955年12月在格罗提渥总理率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新华社记者提前报道了签订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的消息(按：中德双方约定，此条约需由双方在同一时间公布)。这是一件违反新闻规律的事件，周恩来知道后，把新华社领导吴冷西、朱穆之和记者及有关同志找去，总结经验教训。他首先承担了责任，说他只在国务院会议上提醒记者，却没有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向记者作交代，这是自己的疏忽。然后提出批评和分析，这条新闻错在什么地方，会造成什么影响，还阐述了记者注意请示和独立负责的关系。他指出：记者要对自己采写的每一篇稿件独立负责，而要做到这一点，记者就要加强学习，多向别人请教。并举例说：我在遇到大的事时，就请示主席。请示少奇同志，在财经问题上也常请教陈云同志。而别人遇到外交上的问题也常常来问我。

    新华社进城后，许多大学毕业生被分配新华社当了记者。周恩来认为，对年轻记者要进行培养，要鼓励他们当好记者，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1957年5月25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在同新华社记者谈如何做好外事报道工作问题时指出：记者首先要有丰富的知识，要有分析能力。因此，你们就要多学习，多钻，要向社会的各方面学习，这就是记者的体验生活。还有，报道要合乎逻辑，事情要交代得清楚，要条理分明，不要牵强附会，不乱拉乱扯，要使人看来合乎道理。他还告诫记者，要保持冷静头脑，不要一见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就激动起来，急躁起来，就要大讲特讲（指宣传），弄得很紧张。他举了当时的台湾问题为例，指出：你们总希望一下把台湾问题解决，希望美、蒋之间一下闹翻，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往往弄得事与愿违。记者要独立思考，独立负责。但有关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

　　1959年8月29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送别外宾后，与随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共进早餐。谈到新闻照片时，他指出：外国记者一见就拍，你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拍宴会的照片，不要老拍碰杯的，那些已经看腻了。接见时，老是坐在那里谈话，太呆板了，是不是还可以照些别的？照片要从各种角度去照。他还说：最近拍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照片就好。毛主席讲话，自自然然，那样就好。

 
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

    1966年5月，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陷入史无前例的动乱。由于地位特殊，新华社在“文革”初期就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视为重点控制目标，陈伯达、姚文元相继插手，力图将这一重要的舆论机构置于其掌控之中。“文革”时期，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斗智斗勇，充分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对新华社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周恩来不仅直接指挥新华社的重要报道，还亲自过问新华社的事业建设，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林彪、“四人帮”操纵新华社为其所用的企图。

    “文革”初期，新华社的一批领导干部如吴冷西、朱穆之、缪海稜、邓岗、穆青、石少华同志等相继被“打倒，被造反派赶出办公室，连同社党委主要负责人一起在社内被揪斗、游街。新华社领导被打倒后，始终关注着新华社工作和新华社领导核心状况的周恩来，对这些同志一直萦系在心，为他们的复出颇费思量。对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周恩来指示，批斗吴冷西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二、不许体罚；三、保证人身安全。

1966年9月21日，当时的新华社“文革”小组和编委联席会议通过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一批清理名单，共计60人。处理时拟分为三类：一、送农场监督劳动；二、到河南信阳政训队集训，审查处理；三、工勤人员送回原籍参加生产。这一做法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他在23日指示：一、停办政训队；二、把清理对象送回原部门；三、在群众帮助、监督下，弄清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分期分批陆续来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接见当时的哈尔滨工程学院的“造反团”、“战斗团”时，指出：报纸、新华社、电视台、广播是专政的宣传工具，不允许任何一个团体去占领，只能掌握在党的手里。

    1967年，随着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新华社正常工作秩序已难以维持。12月18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为了及时让新华社的一些老领导出来工作，1972年8月5日，周恩来指示王海容率调查组到新华社了解情况。根据社内群众普遍要求加强领导班子的意见，周恩来提议将朱穆之从山西永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穆之进入新华社领导核心。8月7日，朱穆之从干校返回北京。8月18日，军管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解放和使用朱穆之的指示。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委员提名名单中，将原新华社军管小组组长，亲自换上朱穆之作为代表参加大会。朱穆之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纠正新闻报道中的极左做法

    “文革”期间，由林彪“最最最”的讲话而开恶劣文风之先，全国上下仿而效之，导致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语言模式和堆砌极“左”词句、罗列空洞概念的行文格式风行一时。在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中，带有浓重林彪语言色彩的词句也比比皆是，诸如“政治中的政治”、“核心中的核心”、“灵魂中的灵魂”等等不胜枚举。更有一些提法，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每一根神经”、“向纯公世界进军”等等，完全违背事物客观规律、违反科学。新华社的稿件长而空，喜欢用抽象的语言代替生动的事实，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甚至装腔作势，生拉硬凑，强做文章。在“夺权”狂潮最为暴烈的1967年2月间，新华社公开报道中甚至出现了“绞死”、“油炸”、“砸烂狗头”一类狂暴粗野的言辞。

    这些情况，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忧虑。他多次对新华社新闻报道中的这种不良倾向提出批评。1967年6月20日，周恩来针对新华社对外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批评新华社把对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动脑筋，不管对象，这样不行。应该研究一下，对外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要有不同的特点。他说：“新闻工作一点也马虎不得，要认真细致，首先要核对客观事实，稍不注意就可能出现事实性的错误，造成不好的影响！” 

    1967年5至8月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直接插手新华社的国际报道，竭力煽动极“左”思潮。他们提出所谓“国际宣传不能成为外交政策附属品”的谬论，多次下达指令：“我们的宣传机关，《人民日报》、新华社不能只从国家的外交关系考虑问题，不能成为外交的工具，要彻底改变面貌”，“报纸的社论和文章，不应用政府声明的框框来限制，更不能用政府声明来限制群众手脚”，“一切老框框都要破”。甚至试图将“阶级斗争”扩大到外交领域，把 “文化大革命”输送到全世界。

    对此，周恩来十分气愤，多次就具体稿件做出重要指示，加以遏制和纠正。

    1968年7月，周恩来在审阅新华社《关于改革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时，添加了“反对形式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宣传”，要“通过生动的事实，准确的论述，鲜明的主张，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克服对外宣传中的“自我吹嘘”。

    1970年7月31日，周恩来指示：“宣传工作要有针对性。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讲容易讲，但也要看对象和需要，不要乱宣传。”

    1971年5月30日，周恩来在谈到对外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现在存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吹自擂，使用不适当的语言、夸大的语言，强加于人；另一种是缩手缩脚。这两种倾向有一个特点，都是不实事求是。对于不实事求是的对外宣传，我们外事工作人员应该当场给予纠正，并敢于当面承认错误，应该有这个勇气。”

    1972年7月间，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7月15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日共（左派）中央委员会主席福田正义观看中国上海舞剧团演出节目》。周恩来于次日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新华社为什么把日共山口（左派）主席福田正义观看上海舞剧团演出单发了一条消息？这样发助长了极‘左’情绪。日本革命没有发展到夺取政权的时候。”周恩来特别指出：对于中日恢复邦交，“极‘左’也起破坏作用”。

    1972年8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新华社外文电讯稿的封面不再刊登“毛主席语录”。作为纠“左”的一项实际行动，此举当时在海外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0年到1972年三年中，周恩来共审改批发新华社各类稿件1315篇。其中，1970年为439篇，1971年为491篇，1972年为385，每月都在30篇以上。

   周恩来一生与新华社的密切关系，是新华社历史上的华彩一章，也是周恩来个人历史上的辉煌一笔，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和人民的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永载史册，他的许多指示和教诲，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对新闻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将成为新华社代代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是根据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郑德金在“周恩来与新闻工作”大型图片展之传媒大讲堂上演讲内容整理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