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
中国报业60年：30年坎坷前行 30年百舸争流
丁淦林，1932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55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主讲《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与中国社会》等课程，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等多种教材，主持《新闻媒介与上海工人》等多项研究课题，有多种论著。历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处科研组组长、新闻系副主任、新闻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1996年获韬奋国丁奖一等奖，1997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一个全国性的报业网络也出现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本地有20多年的办报经验，在向城市进军时，每解放一个城市都要迅速创办报纸。对于城市有的报纸，也给了合理的处理，有些报纸和不少报人加入了革命的报业行列。1950年全国出版物、私党报纸共计295种。
新中国报业是一种新型的报业，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它与旧中国报业、西方国家报业在本质上不同，与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报业也有所不同。它比后者有较多的实践经验、有交深的群众基础、有注重切合本国实际和地位，但它的国际联系却少得多。
经过60年的锤炼，新中国报业壮大了规模，积累了经验，在国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新中国报业60年的历程，可以分为前27年和后33年两个阶段。
在前阶段，有高歌猛进的日子，也有令人揪心的岁月，其主流和中心在探索，即寻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报业发展道路。在后阶段，这种探索在继续，但发展的道路清晰了，发展的措施多样了，发展的步伐也稳健了。下面，对新中国报业60年的历程，做简要叙述。
一、1949年10月至1957年5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报业发展的道路做多种探索。
新中国成立时，“站起来了”的感觉鼓舞着人们前进，大家企盼从此进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对人们生产劳动、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报道与评论。这时，对报业影响巨大的是两个会议、一个文件。一个是中共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于1949年12月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报纸。这个会议，它决定全国报纸宣传企业化经营的方针，主要措施有：规定合理的报纸价格，实行“有发合一”、多登有益的广告、建立财会制度等，又一个是新闻总署于1950年3、4月间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全面而完整的工作（包括报纸、广播、通讯社）的会议。它指出《练习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个方面改进报纸工作，报纸“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19日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它指出了任何执政党公开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要求报纸刊物的记者、编辑在这方面独立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形势变化出人意料，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提出了抗美援朝的迫切和繁重的重要任务。在建国之初，三年终，总体上说，报纸的能够是以政治运动的宣传报道为中心，有一定数量的财政金融与生产劳动报道，但或多或少加入了政治色彩。企业化经营方针在实行了一年多以后，放弃了，“有发合一”则坚持实行。私营报纸在建国初期遇到的困难较多，政府给予了不少帮助，并逐渐实行了共私合营。
1952年，党中央宣布的过渡时期的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报，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唯一的办报是向苏联学习。1954年1月，以邓拓万田长的中国新闻工作为代表团访问苏联，历时三个月，苏联派团回访，并有多位著名的苏联作家、记者访华。《真理报》、《莫斯科晚报》等俄文报纸版面被译成中文，以资仿效。但人们很快发现，苏联报纸内容枯燥，形式呆板，照抄照搬，效果极差。
于是，中国报业只能另辟出路，开展新的探索，那就是1956年的大幅度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是全国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民日报》在全国报界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这年元旦，《人民日报》由竖排改为横排，由繁体字改用简体字。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发表社论、争论等，阐释改版的要求与重点。这是一篇有理论色彩的社论。8月1日，中共中央皮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要求全国报纸进行同样的改进。由此，全国报纸纷纷改革，形成一股热潮。在新闻教育界，也开展了有关报纸改革的研究，为变化中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王中，他提出了报纸的两重性（商品性、工具性）、办报要有读者观念、办经济报纸等理论观点，受到业界重视。这场中国新闻更上空前规模的报纸改革，从1956年初持续进行到1957年春季。
二、1957年6月至1966年5月，新中国报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1957年6月8日，反击右派开始，全国报纸处于政治风浪的前沿，原先改革中止了。我国从1960年起，连续三年处于严重困难之中，在此期间，全国报纸压缩了数量（1958年为491种，1961年为260种），调整了结构（日报收缩、晚报加强），充实了内容（增强知识性、增加文化生活报道）。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各报都开展了学习活动，总结总结教训，学习马列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历史经验。不少报纸对于前三年的失误做了排队分析，认真反思汲取教训。对于建国前的（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报纸工作增加，也重视起来了，邓拓、夏衍、廖继沙等老报人都有精彩的经验之谈。1961年，各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自第一线的新闻报道增多了“第一手材料的受到普遍重视。
在这三年较为宽松的大环境中，全面报纸版面变得活跃了，可读性增强了，可丰富人民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作出了贡献。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报纸加强了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主要是宣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和新道法新风尚，树立了雷锋、王铁人等大庆石油等先进典型。1964年10月17日，全国报纸对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
三、1964年6月至1976年10月，新中国报业的低谷。
1文革期间，中国报业跌入了低谷。全国报纸不仅数量大为减少，更严重的是大批报人被“打倒”，邓拓、范长江等被迫害致死，建国以来的报纸工作成绩的经验被全盘否定，某些失误（意识形态中的错误批判）却被颂扬为成功，人们用“无产阶级可政”、“全面专政”的一套理论与方法，使报纸成为一切“维上”的“奴化群众的转制工具。”
